辛亥革命是以革命的手段实行制度的转换，通过制度的转换来“师夷之长技”追赶西方。在辛亥革命时，武昌起义的一批年轻的将领都是湖南人。刘复基、蒋翊武等，包括他们的“文学社”、 “前进社”都是一批湖南年轻人为骨干，他们本来想在湖南起义，但是这个时候湖北因为巡抚带兵去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形成真空，所以他们临时在那儿起义。起义第二天，长沙响应湖北的武装起义。我们两个年轻人，一个是焦达峰，一个是陈作新，做了都督，然后组织湘军驰援武昌，黄兴从外地赶到武昌指挥战争。武昌起义坚持了个把月时间，这段时间全国宣布独立，脱离清廷，袁世凯利用这样的一个压力，压迫清廷退位，所以可以说，清朝是湖南人推翻的。

曾国藩在半个世纪之前，他就预料到了清王朝的这种命运。大家注意曾国藩一直嘱咐他的后代不要从政，因为他身后的几十年中国的政局是一场混战，一片混乱，他心里感到了这一点。当时他的一个重要的幕僚赵烈文，劝他打到北京去，自己做皇帝，他不干这种违背孔孟之道的事，但是他已经感到了晚清这座大厦即将倾覆，最终还是湖南人，还是湘军的后代把它推翻了。

辛亥革命有一个很长的余波，就是后来的国民革命，这个余波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流完，在台湾还在流。由于湖南人在辛亥革命中的这种地位，所以国民党里面有大量的湖南人。辛亥革命我们出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你们长沙县的黄兴。黄兴有一个殷实的家庭，他书读得很好，读到秀才，送到湖北两江书院读书，读得又不错，送到日本留学，在日本看到了中国清政府的腐败和日本的强大，以及日本对中国的虎视眈眈，他辍学回到长沙，在明德中学办了华兴会，对外叫华兴公司，他卖掉祖上给他留的田和房子，去买弹药准备起义。起义的消息泄漏之后清军抓他，他逃到我们北门的天主教堂，天主教士把他送到了湘江，从那儿又到了日本。

1905年，他在东京遇见了孙中山，两个人一拍即合，加上上海的光复会三家，成立了同盟会，三家里面长沙的华兴会有过组织起义的经验，人数众多，实力强大。本来应该是黄兴做总理，但是这个时候海外华侨里面孙中山的影响比较大，黄兴主动让贤，他说他比我长十几岁，是我的兄长，他在海外的影响很大，他做总理，我来辅佐他，后来黄兴就做了二把手。孙中山这个人花钱比较大手大脚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有的时候账目不清，很多人对他有意见，而且孙中山做宣传鼓动工作和理论工作比较多，扎实做组织工作、联络工作，领导武装起义的是黄兴，所以同盟会内部多次有人建议推翻孙中山，叫黄兴来搞。黄兴说，我不是为孙中山本人，我是为了这个大局。你们看到，太平天国就是因为内讧而垮掉的，我们不能走这条路。所以他一直以极大的耐心维护着同盟会的团结，维护着孙中山的领袖地位，一直到起义之后，大家请黄兴做新国家的一把手。他接到了孙中山的电报，说我正在赶回国的途中，黄兴就停止了一切筹备工作，等待孙中山回国做临时大总统。

章太炎在挽联中评价：“有史必有斯人，无公便无民国”。黄兴的故事非常多，前年6月23号，我在旧金山给600多华人讲黄兴的故事。黄兴是我们长沙的资源，也是中国的资源。他有一句名言，现在我们大家经常用这句话即“功成不必在我。”只要我们国家好，人民好，谁来成又有什么要紧呢？他给他的家人和儿子留了四个字就是“无我笃实”，何等胸怀!何等境界！所以我回来写了一篇文章《向先贤寻求价值》，什么是价值？就是人为什么活着，他们是为什么活着呢？黄兴是为谁活着？为国家、为民族，他是活活累死的，只有42岁就死了。共和里面还有两个人，一个蔡锷，一个宋教仁，这是湖南“共和三杰”，他们都埋在咱们岳麓山上，我多次想说岳麓山应该改为共和山，想到这些共和烈士，心里头就充满了敬仰，也充满了悲伤,这是我们冒着风险顶着压力走做《走向共和》的重要原因。所以湖南在倡导民主共和方面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省份。

第四台阶：新民主主义革命

第四大步就是什么呢？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，这场革命我们终于实现了民族独立、国家统一、人民解放三大目标，在这场革命之中，湘人可以说独领风骚，毛主席成为当之无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的导师，伟大的领袖。我们的政界、军界湘人非常之杰出。1945年七大的时候，中央委员40%是湖南人，1956年八大的时候，湖南人是35%，十大元帅3个湖南人，十大大将6个湖南人，上将我们占一多半，大将、上将、中将不计其数。1943年延安五大书记3个湖南人。讲这些东西是要讲一个事实，那就是湖南人做的非常好。

近代湘人群像

在这一百多年里面，湖南涌现了五大人才群体，涌现了五个引领中国的思潮。

第一个就是陶澍、贺长龄、魏源。他们是一种经世派，引领了经世思潮，这个经世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。在晚清的时候，咱们中国声音一片沉寂，所以龚自珍讲“万马齐喑究可哀”。那么知识分子在干什么呢？那个时候有一个乾嘉学派、一个桐城学派。桐城学派是安徽的研究文学的，乾嘉学派是研究考据的，因为200多年满人不让汉人说话，他们人数很少，一百多万人统治一亿人，哎呀，心虚啊。政权的合法性，政权的稳定性，像鬼一样的缠着满族人，所以满族人对外封闭，对内不让说话，高度地专制，让中国文明内核，中国文明内在的力量，消失了200多年。

在晚清的时候，湖南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武器就是王船山的思想，王船山的思想武装了湖南的知识分子，所以知识分子长期流传学习王船山。贺长龄、陶澍、魏源他们这一批人都是。王船山最重要的思想是经世，就是理论要联系实际，学问要解决问题，不能空对空。这样的一个思想就使他们这一批人要解决晚清政府的具体问题，所以就是经世致用的思潮。经世致用的思潮很快在湘军崛起，以后变成了洋务思潮。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洋务派的群体，包括了“曾左彭胡”，所以我们从经世思潮经世派，就过渡到了洋务思潮洋务派。什么时候发现洋务派不行呢？甲午战争失败，洋务运动也等于宣告破产。这个时候出现了维新思潮，维新思潮的代表人物就是康、梁和谭嗣同、唐才常。维新运动后来还是被镇压了，还是走不通，怎么办？共和思潮、革命思潮，这个思潮就是我讲的“共和三杰”，有孙中山的思想，特别是黄兴、蔡锷、宋教仁。共和不成就产生了共产，从共和又走向了共产，第五个思想是毛泽东。

从经世到洋务，从洋务到维新，从维新到共和，从共和到共产，五个人群五重思潮，后浪推前浪，推动着中国的变革，推动着中国追赶世界的潮流，这就是咱们湖南人这100多年干的事。

编者简介

千叶草，本名杨正华，祖籍陕西华阴，现居长沙。湖南银监局干部，中国金融作协、中国金融美协、湖南作协会员。湖南金融作协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，湖南金融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。爱好美食制作和品评。著有《清声破晓》《门里门外》散文集，有代表作《银行赋》《沩水之歌》《玉潭古镇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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